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演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化规范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伟大的实践呼唤科学的理论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当今的中国，实践在拓展，改革在深化，认识在升华，呼唤着思想的引领和理论的指导。
　　西城区一贯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发展实践。日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西城区委十三届十次全会强调，要坚决扛起服务保障中央的政治重任、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发展重任、坚决扛起“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服务重任、坚决扛起高品质之城建设的治理重任、坚决扛起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的时代重任，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坚持创新驱动、人才引领不动摇，坚持提质升级、布局未来不松劲，坚持实干为楫、拼搏为帆不停歇，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抓在手上”的行动力。
　　面对“十五五”时期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以更加科学、更加系统、更加有针对性的理论引领西城发展，切实处理好经济与社会、有规有为政府与有规有效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取得预期成效。
　　在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看来，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群体生活知识的领域，是研究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和与其相关制度的学科。了解人类社会不仅是了解人类生存的条件和环境，更是要找到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的机会。乔晓春将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主观构造出来的理论，另一类是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理论。前者是由多个假设组合成的整体，后者是由多个研究结论组合成的整体。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张静将社会科学研究分为两大类型：政策研究的基本目标是通过解决问题改善社会或企业治理效能，关注的重点是困境的解决方案；学术研究着重描述现象的特征，寻找导致其出现的原因。这两种提问方式的问题指向有别，一种有关解答原因，寻找现象发生的理由，即认识社会；一种有关解决实际问题，寻找有效的行动方案，即适应或改进社会。两者均是聚焦社会实践重大课题，旨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问应该围绕前沿问题和关键问题展开。就实务政策研究而言，“前沿”问题是指重要、紧迫、各方关注、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指关系重要、具有基础性质、能够直接触发影响、构成重要挑战的问题。
　　“何以”一词源自对中国历史动因的追问
　　“何以中国”，本来是考古学家、作家许宏《最早的中国》最后一节的标题，它以设问的形式指出：“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于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后来，它成为2014年作者第二本面向公众的小书的书名。
　　“何以”这个句式，可以理解为对研究对象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及深层逻辑的追问；也可以看作是对回答路径的某种设定，表明了作者关注的特定方向。它在确定的架构中存在着向不同方面和层次发展演变的多种可能，具有极大的张力。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科系教授王志康指出：将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研究是近三十年来的新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现象、问题及规律成为科学研究的新重点，对社会系统复杂性和社会科学新方法的探索成为现实的紧迫任务。面对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活动构成的复杂性世界，研究者的思维方法和方式需要转移到新的模式上来，即从简单性思维到复杂性思维、从存在视野到演化视野、从实体结构到层次关系、从单一层次的研究到多层次和跨越层次的研究、从一元理论分析方法到多元理论分析方法，以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
　　“理论何以科学”的提出是中外学术比较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社会科学离科学有多远”是乔晓春提出的“当代天问”。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乔晓春一直为一种情况所困扰：摸不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感觉既没有系统的研究规范，也没有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与国外同行的沟通交流，乔晓春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其实是在以科学的名义做着非科学的事情。
　　围绕“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这个问题，乔晓春开设相关课程；从2007年4月26日开始，在各所高校举办过多次讲座。在此基础上，于2017年推出专著《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通过围绕定义、现象、后果、局限性、改进路径等内容的哲学史思辨式讨论，着重从七个方面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的差距：研究规范和方法使用；科研体制；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人员引进和考核；科研保障和服务；科研资助方式和经费保障；研究生培养。
　　“理论何以科学”的前提是设定客观标准
　　乔晓春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十一种“不科学”的问题：科学研究的逻辑过程；测量中的“测不准”；样本的代表性；总体估计的稳定性；样本对总体的推断；选择对照组；如何下结论；数据识别其他；模型选择；模型使用；因果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不科学之处确实多多。其中，规则缺失是首要的问题。
　　北京大学的王子丹教授强调学术建制的作用，指出学术规范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只有在恪守学术规范条件下做学术研究，才能保证学术创新的严肃性与公信力。在《学术规范手册》中，他坚持客观性、可靠性、权威性原则，按照从理论（概念）到应用（规范方法）的逻辑结构，详细具体地阐述有关学术规范的重要问题，为学术研究者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导。
　　社会科学研究要自觉坚持问题导向，其核心要义是：发现别人不知道的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深层逻辑；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条件、新思路、新举措。社会科学研究强调要研究真问题、要真研究问题，对此张静认为，面向社会真正出现的现象，就是真问题；而如果一个现象尚未出现，但是根据逻辑必将出现，就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真问题。
　　在脱胎于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课程讲义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指出，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他认为，对读者来说，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要重要得多。
　　很显然，就当代中国经济分析而言，准确把握政府的需求，正确处理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把握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甚至带有“元问题”性质的“真问题”。
　　“理论何以科学”的本质是探寻规律性认识
　　乔晓春指出，英文“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知识”“学问”的意思。它是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规则而获得的理性知识”，是有关一定对象和事实的规律性认识。科学的目的就是揭示客观存在的现象以及它们的规律，即相对于以往曾经发现的知识，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规律。
　　乔晓春认为，作为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依据事实来进行判断；都强调客观判断，排斥主观判断；都强调让事实说话、让数据说话；都遵循同样的基本研究规则，即结论基于证据、证据基于数据、数据基于事实。一个好的研究，需要检验支持结论的证据是否充分和合适、支持证据的数据是否可靠和有效以及数据是否能够反映客观事实。
　　科学研究要在解决“是什么”的基础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学会进行“研究性提问”，即能够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内涵，指向探索如何认识未知，即面对社会现象，去发现我们尚不知道的表现特征、行为模式、关系变迁和原因定理。
　　张静从科学定义、目的意义、基本价值、主要内涵、重点方向、相关类别、方式方法以及表达手段等维度切入，详细阐述“研究性提问”的重要内容，反复强调始终自觉坚持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为目标，是圆满完成研究课题的关键。这里的“意义”是指“发现事实间影响关系中包含的原理、定理和公理”，从而能够较好地揭示研究对象内在的规律性。
　　“理论何以科学”的关键是确定适当的路径和方法
　　学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某些分析“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一种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思路。王志康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可以分为：局部与整体；单一层次与跨越层次；还原与整合；科学与人文；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客观规律与人文价值。
　　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由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决定的。乔晓春指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人文学科的知识是人创造的，而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人发现的。具体到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涉及三类研究：第一类属于基础性研究，通常更多地属于学术性问题，即揭示人的行为的一般知识；第二类属于应用性问题，主要目的是解决老百姓的现实问题；第三类属于评估性问题，即针对现有政策或项目执行的好坏进行的测量和评估。
　　在乔晓春看来，哲学的价值在于提出问题，科学的价值在于回答问题。在一项研究的初始阶段，通常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对以往的理论进行批判性整理和回顾，另一个是对要研究的问题构建试探性的理论框架。这两件事情都需要进行哲学式的推理和演绎，这是科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步。
　　张静认为，提问是一种探索性思考，寻求更多信息的可能。主要包括：自主性思考，即是否还有更重要、更基础、更真实的问题需要设定；怀疑性思考，即已知的答案是否正确，是否存在替代性答案；批评性思考，即这个问题是否成立，是否值得探索，有什么价值；开放性思考，即答案是否还需要改进，如何回应批评者的诘问。
　　为了更好地把握“研究性提问”，张静强调要加强系统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具有全局性、相关性、连贯性和递进性的特点。这就需要掌握事物的特征（性质）、所属（关联）和逻辑（推进）。系统性思维能帮助研究者进入广阔信息的关联中，提出更深入立体的研究问题。
　　兰小欢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作用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切中要害的提问本身，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同时也蕴含对解决思路的探索。
　　为了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乔晓春认为我们必须紧密联系科研实际，加强读书学习。读书应该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习新知识，让自己知道的更多，知识面更宽；第二个层次应该是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搞清楚知识背后的道理；第三个层次是要学到人家是怎么获得的知识，即了解别人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什么；第四个层次是如何将学到的这些知识，包括所需知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用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上，并从事科学研究；第五个层次是能够把学到的知识、思路和理念应用到更为宽泛的领域，包括对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提升。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自己的科学性，就要进一步强化“方法”意识，自觉深化对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研究，努力为不断扩大的思想市场提供更加优质的思想产品，在学会“提问”、善于“思考”与合理“解释”中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