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口，顾名思义，这里为卖菜之所。而这里的“菜市”之名源于元代。当时，这一带因战火被毁弃，作为金中都禁苑之地，逐渐变成菜田，形成“菜市”。
　　明代，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将右安门外的菜户营一带与南部的鸭子桥下水源相连，引入水源，便成为皇家种菜聚集之地，种植面积达百余亩。当时，为种植蔬菜，京城广充人口，有大量山西人迁徙北京。《北京百科全书·丰台卷》介绍菜户营时说：“明代为皇家种菜聚集的村落，其种菜的农户多从山西迁居而来，所种蔬菜直接供应宫廷和官府，明政府设嘉蔬署对其管理。”
　　明代中后期，这里形成蔬菜交易市场，称菜市街。
　　清初，这里蔬菜交易扩大，清乾隆年间这里才被称为“菜市口”，并沿用至今。
　　1999年8月，菜市口丁字街向南打通道路后与南二环路相通，历史上的菜市口丁字街由此变为十字路口。
　　菜市口在北京的名声很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清廷将明代位于西四牌楼的刑场（当时称西市）移至于此，位置就在铁门胡同南口稍偏西南的马路上（原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旧址附近）。虽是“刑场”，但这里历来是人流会聚之处。清光绪末年，菜市口一带开办了官办的菜市，时称广安市场。市场内有15个大菜行，包括：洪兴、乾丰、中兴等，都是清政府核发“牙帖”（即营业许可证）的菜牙，他们垄断着市场蔬菜价格和买卖双方交易权。
　　清代，广安市场面积很大，东起芝麻店，南至广安门内大街，西至狮子店，北到广安东里，是当时的蔬菜交易场所。之后，南北菜行的商会成立，对所有菜牙集中管理。广安门外菜户营、大井、六里桥等地菜农运菜至此，需交给菜行定价、称重，并由菜行做批发，小贩乃至西单和东单菜市场都来此进货。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取缔牙行的专卖制度，1954年广安市场更名为广安门菜站，1956年，这里改建为菜市场，成为北京南城规模最大的菜市场。1994年，广安门内大街道路拓宽时，菜市场被拆除。
　　儿时，我家住校场口以北，随父母去菜市口购物，总是抄近道，穿校场小五条胡同再南行，过车子营胡同就到菜市了。
　　菜市的东侧有一条较大的胡同：夹道居胡同。胡同南北走向，北起校场口胡同，南至广安门内大街。1965年北京整顿街巷名称时，将芝麻店、北巷等统称夹道居胡同。夹道居最南端，便是位于菜市口的菜市。菜市西端有胡同称“狮子店”。狮子店北起定居胡同，南至广安门内大街。清时期称“柿子店”，史料记载该胡同名与这里是柿子交易处有关。菜市北端是“广安后巷”和“司家坑”。广安后巷较窄，最窄处只有1米有余，胡同往西原是一臭水坑，民国时期称“后坑”，后被称司家坑。《燕都丛考》载：“老墙根路南小胡同曰司家坑”。旧时，这一带也是夜聚晨散的“鬼市”，官称“西晓市”。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命名建学胡同，与广安后巷相连的是“广安北巷”。广安北巷北起老墙根街，南至定居胡同，清时期因这里有明代古刹广慧寺，则称广慧寺夹道。
　　尽管老菜市片区已经逝去，但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依旧存在。曾经的菜市场、街头老店以及交易场景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往事。
　　在我出生前，菜市早已没有了“菜牙”，但附近街巷都有销售蔬菜的菜站，一些老人的口中还是习惯性地将菜站老售货员称为“菜牙子”。
　　我家凡购买蔬菜以外的副食或逢年过节的大宗购物，都要到菜市口的菜市场。在记忆中，菜市场是座高大、一层式的穹顶建筑，东西长、南北短。市场经营着各种百姓需求物品：肉蛋、水产、蔬菜和副食，柜台按产品类别分区域集中销售。计划经济时代，这里所有商品都是全市统一价格，各个柜台都有小黑板高高悬挂，上面都明码标着固定的价格，顾客于此无需对价格费心。
　　人们来菜场选购基本是上午，每逢假日，场面更加热闹。那时，豆腐是抢手货，堆积如山的豆腐木笼屉前总是排着长队。豆腐分为南豆腐和北豆腐，南豆腐软嫩，用棉布逐块包裹，出售时，售货员将棉布打开，豆腐卖出后棉布收回；北豆腐较硬，放在方形的笼屉中。一般上午10点后豆腐笼屉就空空如也了。
　　那时菜市场内都是应季的蔬菜，夏季是青菜、辣椒、西红柿等；冬季以萝卜、土豆、大白菜为多，很少见青菜。海鲜柜台一年四季都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等。逢春节或节日也有海参、水发笋出售，但数量不多，也很少有人买。秋季有河蟹卖，售货员将螃蟹成串地捆绑。
　　菜市场最热闹是春节，节前这里早就是人山人海，菜场没开门前，外面就排起长长的队伍，经常是排到夹道居胡同里。寒冷的天气里，一家人轮流前来排队，没有两三个小时是到不了柜台前的。开门后，顾客涌向各个柜台前，继续有序地排队。
　　作者黄永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