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鲁迅随临时政府迁居北京西城，在这座旧都的迟暮与厚重中悄然沉淀。那段岁月里，他或埋首琉璃厂的故纸堆抄碑治学，或在食肆与友人煮酒畅谈，亦在琐碎公务中默默蛰伏蓄力。待五四新文化大潮席卷而来，这座城终于唤醒了他心中的“睡狮”。如今循着他当年的生活路线游走西城，便是循着一位文豪从沉寂到觉醒的足迹，亲手触摸那段思想解放的激荡岁月。

鲁迅故居内的鲁迅雕塑

南半截胡同中有关鲁迅的文学创作印记

1925年鲁迅拍摄于北京

现如今的绍兴会馆
　　“移入山会邑馆”
　　来京之前，“北京”在鲁迅心中的形象颇为矛盾。一方面，他在书信中曾不止一次向许寿裳抱怨家乡“几于绝无古书”，并询问“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另一方面，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他又对北方干燥的自然环境心存芥蒂，不时嘱咐许寿裳：“闻北方多风沙，诸惟珍重。”
　　说到底，这些都是鲁迅对北京的一种想象，那么初到京城，北京给他第一印象如何呢？
　　1912年5月5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
　　显然，第一印象并不太好，满眼的黄土“无可观览”，与绍兴水乡比起来，北京的景色未免令人失望。也许，此时的鲁迅仍沉浸在离乡的惆怅之中，还没有体会到北京的独特韵味。
　　第二天，鲁迅住进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即绍兴会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上午移入山会邑馆。”
　　会馆，最早是为了给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食宿而兴建的。中国人乡土观念重，各地官员无不希望家乡子弟能够科考及第，入朝为官。因此各地在京为官者，莫不选址购地，修建会馆。
　　清代实行旗民分制，在京居住的民人，以及各地会馆一律迁往外城。于是，清代以来，宣南一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馆文化。各地会馆不但保留了当地的饮食、风俗和居住文化，也成为各地“北漂”的聚集地。
　　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原是山阴、会稽两县人共有的会馆。宣统年间，两县合并称作绍兴县，乃更名绍兴县馆。当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做京官时，也曾在此居住。鲁迅步祖父后尘，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
　　绍兴县馆所处的南半截胡同地理位置并不太好，胡同口便是有名的刑场——菜市口。清末那几年，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都被砍杀于此。有关菜市口各种灵异、吓人的传说也流传着。周作人回忆，传说“那里常出现一只异乎寻常的大狗，来舔血吃，偶然被人看去，便一道火光，冲上天去。”鲁迅小说《药》中“人血馒头”的情节，也许便脱胎于此。
　　绍兴县馆中有许多名字典雅的建筑，如“仰蕺堂”“藤花别馆”“绿竹舫”“补树书屋”“贤阁”等，但实际上居住环境远不像名字那样曼妙。鲁迅住进“藤花别馆”的第一个晚上，就遭到三四十只臭虫的袭击，以至于他不得不搬到桌子上去睡。
　　“藤花别馆”周围的环境十分嘈杂，常常令鲁迅无法安心工作和休息。他不止一次在日记里吐槽：“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
　　与那一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鲁迅也酷爱写日记。现存的《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5日——他到北京的那天起，至1936年10月18日——他逝世的前一天止，近40万字。与他的杂文、小说文笔犀利、感情丰沛不同，他的日记写得平淡如水，言简意赅，甚至有点像流水账。《鲁迅日记》每天多则不过一百字，而内容却五花八门，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每天见了什么人，参加了什么活动，甚至买书、买米、天气情况都会忠实地记录在案，读起来充满了生活气息，是研究先生日常生活和民国社会的重要一手材料。
　　如果您想知道鲁迅最喜欢去哪里逛街？翻看他的日记不难发现非琉璃厂莫属。
　　琉璃厂最初是为修建宫殿烧制琉璃瓦的地方。明嘉靖年间，外城城墙建成后，琉璃厂被包裹在城内，烧窑污染太大，于是官窑搬到房山琉璃河。由于宣南地区集中了许多各地进京的举子，于是琉璃厂渐渐发展成一处集图书、古玩、碑刻、文房四宝在内的文化集散地。可以说，那时琉璃厂是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圣地。鲁迅来京之前就对琉璃厂书肆十分向往。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几次询问：“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
　　1912年5月12日——鲁迅到京一个星期、一切安顿好后，他立即和许寿裳等同乡好友“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日记记载这一天他“购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
　　当月25日、26日、30日，鲁迅又去了琉璃厂三次。30日那天，他白天刚刚“得津贴六十元”，晚上就去琉璃厂买了将近四元的书。
　　很多北京人习惯说琉璃厂在和平门外，其实鲁迅初到京城时，北京内城城垣上的和平门尚未开辟（和平门建于1924年）。人们从内城去琉璃厂，须从前门或宣武门出城。
　　1919年之前，鲁迅一直住在菜市口绍兴会馆。那时，他去琉璃厂须经骡马市到虎坊桥，再从梁家园斜穿到新华街，往北就是琉璃厂的中心地段了。
　　据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回忆，民国初年，整条琉璃厂街上，除了商务印书馆有一座三层西式楼房之外，全都是中式铺面房。这些店铺门脸儿不太大，但大多后面连着院子，进深很深。店铺一般没有西式店铺那种橱窗，也不像江南店铺那样上排门板，而是有门有窗，新潮一点的窗上装着玻璃，老派一点的，窗户下部是玻璃，上面还是糊窗户纸。白天营业时，门上一般挂帘子，冬天则换成蓝布镶黑云头夹板棉门帘。
　　“从街上走过，透过擦得十分明亮的玻璃窗，可以望到店内的一些风光：古玩铺的红木多宝槅上的花瓶、鼎彝；书铺书架上一叠叠的蓝布套夹着白色签条的古书；书画铺挂的各种字画、立轴、对联；墨盒铺架上的亮晶晶的各式各样墨盒子、镇纸、笔架……”一路走来，一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有学者根据《鲁迅日记》统计，在北京生活的14年中，他去琉璃厂达480多次。那么，先生在琉璃厂一般都买什么呢？首当其冲自然是各种书籍。
　　鲁迅到京第一年，共得津贴710元，买书花去160元。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共买书3800余册，其中既有新书，也有古籍，但并无太贵的古籍善本。他感慨：“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
　　读过《〈呐喊〉自序》的人都知道，先生有一大爱好——抄古碑。“抄古碑”历来被视为鲁迅在京生活孤寂苦闷、心灰意冷的象征。例如1917年他一个人在京过年，便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但如果通览《鲁迅日记》不难发现，先生抄碑不单是源于难以排遣的孤寂，也是真心喜爱。据统计，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共买拓片4000多枚，其中大部分购于琉璃厂。
　　邓云乡解释，在古书、法帖、古玩之中，拓片是最便宜的。鲁迅逛琉璃厂时，常会去碑帖铺坐一坐。碑帖铺的陈设大致跟书铺一样，店中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明室朗，架子上摆着各种碑帖。碑帖铺的顾客比书铺少，来的都是内行人，坐下随便谈谈，拿出所需要的碑帖、拓片，品评讨论。“如果是新拓，谈谈碑在哪省哪县，是新出土的，还是旧有的。现在原石还在不在，与旧拓比较一下漫衍的情况，比宋拓少哪些字，比明拓少哪些字……”不难看出，“抄古碑”是门槛很高、学问很深的爱好，精于此道者也能获得旁人体味不了的乐趣。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兄弟二人常常在十点钟以前来到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再慢慢踱回会馆。
　　“夜饮于广和居”
　　除了逛书肆、抄古碑之外，鲁迅在北京的餐饮和应酬也相当丰富多彩。
　　据邓云乡先生统计，《鲁迅日记》中提到过的饭馆、酒楼、小铺达65家之多。“尤其是早期，先生在北京还没有安家，单身住在会馆里，所以多半是在饭馆里聚会。”这些被大历史所忽视的小细节，既勾画出一个烟火气的鲁迅，也记录了百年前的京城市井生活。
　　老北京的饭馆依照经营品种和经营规模大致分为：卖包子、饺子、面条等面食的切面铺；卖猪肉、羊肉的二荤铺；规模不大的小饭馆；可以承接红白喜事、堂会宴会的中等饭庄；还有能同时开一二百桌酒席，甚至自带戏台的大饭庄子。《鲁迅日记》中记载的饭馆涵盖了当时北京各类饭馆。
　　1913年9月4日，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海天春位于宣内大街，是一家二荤铺。鲁迅工作的教育部，原是清学部旧址，位于西单附近，离海天春不远。因此，他和同事们一度在海天春包午饭。根据日记记载，海天春包饭四人同吃，每顿四种菜，一个月五元钱。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算并不能算便宜。可是，海天春偷奸耍滑，伙食费收了，饭菜质量却不能保证。半个月后，鲁迅便在日记中吐槽：“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
　　从海天春退订午餐后，鲁迅和同事发现一家两间门面的小番菜馆益昌号不错。1913年11月4日，鲁迅与同事钱稻孙第一次去益昌号吃午餐——“牛肉、面包，略饮酒”。也许感觉不错，11月21日他又跟钱稻孙、戴芦舲两位同事去吃了一顿。此后，鲁迅经常光顾这家小番菜馆。1914年3月26日起，他与钱稻孙索性便在益昌号包午饭，“每六日银元一元五角”。算起来，在益昌号包饭比在海天春每餐贵了点，但番菜馆铺着雪白的台布，顾客大多是知识分子，环境也不像海天春那样嘈杂，总的来说物有所值。
　　纵观《鲁迅日记》，先生在北京期间光顾最多的饭馆当属广和居。1912年5月7日，也就是他抵京的第三天便“夜饮于广和居”。
　　广和居开张于哪一年已不可考，但在清代掌故遗闻《清稗类钞》中可以找到关于它最早的记载。早年间，北京人无论吃饭、买东西很少用现金，一般都是挂账，到了年底统一结账。据说，道光年间，书法家何绍基常在广和居吃饭，欠有老账。后来，何绍基还不起陈年酒账，便亲笔写了一张欠条。广和居掌柜如获至宝，将欠条装裱起来挂在店中。许多人闻讯赶来欣赏何绍基的墨宝，一时间传为佳话，广和居也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一下子门庭若市，成为京城有名的饭馆。
　　鲁迅在广和居就餐，有时是教育部同事聚会，有时是绍兴同乡聚饮，有时是AA制便餐，还有时是叫外卖。虽然周氏兄弟对于广和居饭菜的评价并不都很正面，但是这里依然是他们光顾最多的饭馆，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近——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南口，斜对面就是绍兴会馆。每天上下班，鲁迅都经过广和居。
　　广和居是一家标准的北京老式饭庄，没有铺面房，表面看上去就像一座普通的四合院民宅。进入大门，迎面的影壁上挂着金光闪闪的铜字招牌——广和居饭庄。大门里，摆着黑油大长凳，供食客的车马侍从休息。每天一开门，跑堂伙计就精神饱满、春风满面地站在门前，客人一进门，他便热情招呼：“您来啦！几位哪？”接着向里面高声喊：“几位，看座！”院子里的房间都有名字，若是预先订好座，或者赴某人的宴席，伙计会从大门口一直喊到里面。
　　1932年11月，先生回北京探亲，最后一次在北京的饭馆中宴饮，还是选在广和居。第二天，他匆匆登车返沪，便再也没能回过北京。日寇占领北京期间，市面日益萧条，广和居和一大批老北京饭馆、茶座相继关门歇业。
　　“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
　　1912年5月5日，鲁迅到京，6日去教育部报到，10日正式开始上班。然而，第一天上班，他的感受并不好。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鲁迅在教育部担任佥事一职，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同时还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官职虽然不大，但是待遇着实不低。到京的前三个月，他每月领生活津贴60元，不久就大幅度涨薪，8月30日他收到了125元。后来又经过几次加薪，1916年3月，他的月薪已经涨到300元。
　　当时北京普通人家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十几元，300元的月薪是普通人家收入的几十倍，绝对堪称高薪。1919年秋天，鲁迅在新街口八道湾胡同买下一套四合院，花费3500元，也就是他一年的收入。
　　收入丰厚，工作清闲，普通人看来几乎是理想生活，但对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鲁迅而言，无异于温水煮青蛙。他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理想越来越远，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用抄古碑来打发时间。
　　但是，如果据此就推断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混日子，也失之于想当然。看《鲁迅日记》不难发现，尽管他对现实感到失望，但他在教育部工作是非常积极努力的。
　　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分管的工作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等。帝制时代，国家和社会职能是围绕服务皇家运转的，为国民服务的文化设施几乎为零。鲁迅的工作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意义重大。开展工作的社会环境虽不尽如人意，但鲁迅还是十分积极地投入到具体工作中。
　　为了充实图书馆的馆藏，他还以教育部的名义要求各省官书局将所出版的新书送京师图书馆收藏。后经内务部同意，各省出版物均需送京师图书馆一份用以收藏。自此以后，出版物上缴京师图书馆一份成为惯例，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此外，鲁迅对普及美育的事业也分外热心。民国初年，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不赞成尊孔读经，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鲁迅深以为然。鲁迅自幼热爱美术。据周作人回忆，他儿时画的《西游记》《荡寇志》的绣像，甚至可以拿出去卖钱。
　　1912年6月，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举办夏期讲演会，聘请中外专家，开设政治、哲学、佛学、经济、算学、化学等近30个科目，进行讲演。鲁迅欣然承担了《美术略论》课程。
　　6月21日，鲁迅在宣武门虎坊桥法律学堂进行了首次讲演。当天日记记载：“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也许是鲁迅选的课题太过超前，首次讲演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但他并不气馁，一个星期之后，仍照例开了第二讲。7月5日第三讲时，由于几天前蔡元培辞职，授课老师们都请了假，听众也一个没有，鲁迅只好悻悻而归。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进行了第四讲，这次“听者约二十余人”。
　　随着蔡元培的辞职，临时教育会议竟然决定删除美育。鲁迅十分气愤，在从来毫无波澜的日记中写道：“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接下来的7月17日坚持讲完了最后一讲。
　　从这件事也能看到鲁迅的坚毅性格。不管世事多艰，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着目标努力，哪怕应者寥寥。
　　1912年初到北京，至1926年受聘于厦门大学南下教书，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4年，也在教育部当了14年公务员。凡俗的生活并没有将他的棱角磨平，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老辣犀利。 记者黄加佳文 姜灏摄